经历了九次辅助生殖手术的挫折，她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李云渴望着能够教导孩子说话、识字、唱歌，并引导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她曾多次在心中构想这样的场景，并热切地期待着。

然而，2022年，李云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她在医院接受了两年治疗，经历了十多次与辅助生殖相关的手术，包括两次人工授精和七次胚胎移植。尽管如此，她并未迎来预期的喜悦。

其中，第五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的子宫中安家，但最终未能发育。她未能体验到胎心的跳动，却感受到了生命的消逝。类似的经历，她共经历了九次。

现年33岁的李云，生活在河南南阳的农村。婚后十年，她和丈夫秦立尝试了多种方法，却始终未能拥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曾一度给她带来希望，但两年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耗尽了积蓄，却多次遭遇失败。情绪起伏不定，有时几乎放弃，有时又想继续努力。

尽管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梦想。对于她来说，这不仅是对生命的渴望，更是作为女性，她所认为的生育的权利和尊严。

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

为了实现成为母亲的愿望，李云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2022年，被确诊为“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当年就进行了两次人工授精，但都以失败告终。

随后，她开始了试管移植之旅，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并移植胚胎。

在取卵前，为了促进卵泡的成熟，李云从月经第三天开始，连续十天左右注射针剂，最多时一天注射四针，包括一支肝素、两支黄体酮和一支粒细胞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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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顺利穿过子宫，几分钟内移植完成，过程并不痛苦。然而，接下来的十四天是最难熬的。

十四天后，李云返回医院抽血，通过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指标得知，数值偏低，意味着未能怀孕。随后，她停止服用促进胚胎发育的药物，等待下一次月经的到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逐渐分解。

通常，在五六天后，人们开始使用试纸进行检测。李云也忍不住，但试纸显示没有怀孕的迹象，她的焦虑和失落感愈发强烈。

每当第十四天到来，她和秦立就像等待开奖一样，期待着命运的宣判。

他们共移植了11个胚胎，李云把它们视为11个孩子。医生告诉她，每个胚胎有50%的成功率。

第四次移植后，第十二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HCG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第十四天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时，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有继续发育，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生化妊娠”。

其他几次移植，胚胎都未能发芽。李云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

第五次移植时，胚胎成功着床，HCG的数值良好。但在第二十八天定期检查时，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进行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担心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

那时秦立不在家，几天后，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发现还是没有胎心。吃药十几分钟后，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开始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阴道开始流血。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

她到县医院做B超，显示有残留，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

两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这是第六次移植手术。

十四天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她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七次移植手术。

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

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共做了十四次手术。

试管技术重塑生活篇章

秦立时常不禁幻想，若能拥有一个孩子，那便是实现了天伦之乐。

他羡慕地看着邻居、亲戚手捧或背起孩子四处奔跑，他渴望拥有一个孩子，聆听孩子呼唤“爸爸”的声音。在闲聊时，他会对妻子说，将来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养家。

婚后第二年，他们便开始计划要孩子。然而，婚后三年，肚子依旧没有动静。李云尝试过中药治疗，但效果不佳，于是他们决定尝试辅助生殖技术。

他们攒了几万元后，便决定前往离家最近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家医院距离家有一百多公里。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五十多次。每天早上5点起床，乘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达医院。为了节省开支，她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需两小时左右。

有时，看完病后能赶上下午四点多的火车，她会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车费只需15元。

如果进行移植手术，她会带上棒糖。当地有说法认为，小孩子喜欢吃糖，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孩子。

自卑感在她心中潜藏。她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女人结婚后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出于关心或嘲笑，会问她：“你结婚这么久，怎么还不生孩子？”这时，她总不能告诉人家自己生不了孩子。

她始终觉得，对于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责任，而丈夫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

秦立会向父母解释，不孕症不像感冒，吃药就能立刻见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从未催促过李云。

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觉得命运似乎有些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事情，在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难。她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已结婚生子。

几年过去了。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她介绍医生。她有一个闺蜜，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次生完孩子，都会把衣服送给她。

在当地，这寄寓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她身上的压力。

在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后，她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她，她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她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

心情不好时，晚饭后，她会出去跑步或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她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了1822个鸡蛋。她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

有时，她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她发泄的一种方式。她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试管婴儿治疗加剧了她的家庭经济压力。2024年7月，她接受了宫腔镜手术，面对医生询问是否需要全麻，她心中不禁想起2022年那次手术（割除息肉）的经历，心想这次会不会同样不幸？于是她决定节省下1500元全麻费用。

然而，手术过程中，医生告知她子宫内存在息肉和轻微粘连。医生建议她考虑次日全麻后进行息肉摘除。她考虑到一次性手术器械费用已支付一两千元，若延至次日，还需再次缴费。

她咬紧牙关，决定忍受一下。在未进行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她进行了息肉切除手术。她至今仍记得那种令人窒息的疼痛。

过去两年，李云一直忙碌不已，身体从未得到过休息。一方面是因为胚胎存放在医院，需要支付费用。除去每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2000多元一管的冷冻费。

她习惯了风雨无阻的生活。频繁往返医院，她无法从事其他工作，也无法频繁请假。在农忙时节，她会在家中耕种。完成自己的农活后，她还会去帮助亲戚耕种。秋天收获猕猴桃时，她也会去帮忙采摘、除草。一天能赚70元，至少需要工作8小时。

6月，她忙于种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共种了十亩，播种了100多斤种子。她连续几天将花生种子一粒粒埋入土中，等待发芽。

移植失败原因探析

经历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这对年轻夫妇开始追溯失败的原因。

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作“反复种植失败”。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布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所述，对于反复种植失败（RIF）的精确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该共识建议将其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3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3枚优质胚胎后，依然未能实现临床妊娠。

在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进行宫腔镜检查时，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结果显示为良性增殖。李云和秦立指出，在此之前，南阳医院在反复种植失败后并未对宫腔环境进行全面检查，以排除移植失败的可能原因。

李云选择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试管手术，这是因为她和秦立了解该医院后作出的决定。根据医院官网介绍，自2001年以来，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该院的试管婴儿成功率超过60%，人工授精成功率在10%-15%，年门诊量达到70000人次。

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申请，反映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并多次请求医院查找原因。

6月4日，她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成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情况下都能达到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

李云对于这一回应持不同意见。今年四月末，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妇进行过协商。录音显示，秦立再次提出了宫腔环境未被检查的问题，并对这一情况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表示质疑。他强调，2022年的割息肉手术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的宫腔镜手术，但取出的息肉并未进行检测。

《共识》指出，子宫内膜息肉是干扰胚胎着床的常见子宫病变之一。

《共识》还提到，对于反复植入失败（RIF）的治疗，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和超适应证用药现象普遍。

在协商中，一名医院医生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众多可能原因之一，胎停的原因可能还包括胚胎和精子质量不佳。李云则表示，根据检查报告，胚胎质量良好，精子活力也正常。

秦立引用《民法典》的相关条款，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若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履行相应诊疗义务，导致患者受损，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过与医院的两次协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于6月30日向澎湃新闻表示，医院已对李云夫妇的疑问逐一解答，并建议他们通过司法程序进行鉴定。

秦立表示，他曾在线咨询过医疗纠纷律师，但由于费用过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起，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她的最后两次移植费用报销了几百元。此前，他们在辅助生殖治疗上已花费约十万元。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时，批发商会来收购，每亩地可收获四五千斤，每斤售价0.5元，年收入最高可达五六万元。

在经历了一次次等待与失望后，李云身心俱疲。她曾考虑过更换医院，但担心胚胎无法带走。

秦立明白，这不仅是他妻子一个人的事。他服用了一个月的药物来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由妻子承受。他发现，以前妻子在副驾驶位置时总是有说有笑，喜欢唱歌、拍小视频，而现在她不再唱歌。

李云会仔细检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医院的潜在过失，如病历、药物选择等。她将自己的疑问一一记录在纸上。在翻看病历时，她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促甲状腺激素的检查单，别人高了就开药，我的却没有。”

秦立提醒她，这些问题并非关键。他查看了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发现“刚好有两个药物的治疗目的重叠，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疗。”李云反驳道：“你的看法可能并不准确，你并非医学领域的专家。”秦立静默了片刻，随后指向一张体检报告，指出：“我认为，关于宫腔环境的疑虑尚未完全排除。”

接着，他开始整理妻子厚达310页的病历，按页码逐一排列。“这么多费用，最终只换来了这些纸张。”李云在一旁抱怨道。

生育权与自尊的冲突

经历多次移植失败，李云夜晚辗转反侧，开始依赖安眠药。她感觉自己深陷于传统生育观念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秦立回来安慰她，让她不要过于担忧，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桩对她而言极其私密的事情，她只能向丈夫倾诉。在极度无助的时刻，她情绪失控，痛哭流涕，抱怨道：“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手术和针头都刺在我身上，承受痛苦的人是我。”

然而，秦立也有自己的苦衷。起初的一年，他总是陪妻子去医院，做完手术后接她回家。后来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去湖北打工，开大货车。从那时起，李云便习惯了独自去医院。

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不再表现出过多的情绪波动。李云认为，他无法与她感同身受。

他能做的，就是带她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欣赏风景。她不愿意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在丈夫的车上，与他一同前往工地送货、干活。

那时，她坚信，只要两人心心相印，共同努力，总会过上好日子。

他们通常在凌晨四五点起床，将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既辛苦又充满危险。夏天，她要在烈日下工作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会中暑。有一次，她不小心被钢管撞到，手臂骨折，但她打着石膏，依然坚持工作。

起初，秦立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一次，车辆在路上突然故障，熄火后无法停下，一直向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轰鸣声，秦立只能将车拐到路边，让李云下车，她吓得哭了出来。

后来，他们挣了一些钱，卖掉了小货车，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

有时，秦立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教授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一千多元。

后来，她遇到了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好，李云表示，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结婚时，他们在县城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立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虽然陈旧泛黄，但几乎未曾使用。秦立外出打工后，她将所有东西用布包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曾经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了，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了黝黑的中年人。

县城的北部区域正逐渐扩张，而南部则逐渐变得冷清。那些昔日的崭新住宅如今已沦为老旧破败的房屋。楼下的餐馆已经关闭，空置的房间布满了灰尘。尽管买了房子，但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近年来，丈夫从外地打工回来，只是临时居住，但由于没有燃气，无法做饭。

李云表示，大城市女性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多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而在农村或小城镇，人们更重视家庭和婚姻。

辞去工作后，她也曾考虑寻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收入都不如和丈夫在工地上打工。在她看来，只要能赚钱，任何工作都无所谓。

为了怀孕，她回到家乡接受治疗。在第七次试管移植后，医院的胚胎资源已经用尽。她继续回到村里务农。

今年干旱情况尤为严重。她表示，几个月没有下雨，河流几乎干涸，种地需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天还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劳作几个小时，既晒又热。疲惫时，她只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家休息。

前几天种完花生后，连续下了三天雨，她相信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到发芽后，就无需再管。花生耐旱，依赖天意。

然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拥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

她思考过自己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性在35岁之前是生育的黄金年龄，过了这个年龄，卵巢功能和生育后的恢复都会变得困难。”因此，她急于完成生育这件事。

李云加入了十几个与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组，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的经历了胎停、流产一两次，有的甚至七八次。她们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生育经历，讲述过程中的曲折。“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她说。

在群里，她了解到其他人的失败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并进行对比。

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立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帮忙梳理。平日里，他把货物拉到工地上后，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阅资料，有疑问就先截屏，晚上再深入研究。

在外地，他总是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现在，妻子的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打电话没人接听，他焦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提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会情绪失控，哭泣不止。

固有观念像枷锁一样束缚着李云。她也能感受到，公婆因为没有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

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为了生育而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在六月，秦立返回故乡与妻子共度时光。他们无法避免就一个问题的争论，李云持有这样的观点：女性如果不能生育，便失去了价值。然而，秦立坚信，他并非为了生育而生存，他不是一个被生育所定义的工具。

李云提出，彩礼与生育是紧密相连的，男方愿意支付彩礼，实际上是在无声中认可女方将承担生育的责任。

在陪同妻子下楼用午餐的途中，尽管天空仍在降雨，他将雨伞偏向妻子一方。接着，他对她说道，你必须坚信一个信念，你并无任何过错。无法生育并非你的错，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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