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一位年仅35岁的博士生导师不幸遭遇不幸，从高处坠落，最终不幸去世。这一悲剧性事件凸显了在“非升即走”的学术评价体系下，高校教师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不幸遭遇。

8月4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坠楼事件，35岁的杜某某，一位年轻有为的农业机器人专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缺席了原本定于九月的果园采收实验。这一悲剧揭开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光鲜表象下隐藏的生存困境。

杜某某，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2020年入职，曾在中国农机青年科学家论坛上分享研究成果。然而，他的去世与校方“无法告知”的缄默和医院“抢救无效”的确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场悲剧更加沉重。

据报道，杜某某签订的6年特聘合同，是国内高校普遍推行的预聘制的缩影。这一制度要求青年教师在聘期内完成规定科研指标，未达标者将面临解聘。尽管校方未确认考核压力说，但此类事件已引发对“非升即走”制度的质疑。与美国的终身教职轨相比，国内的预聘制缺乏缓冲机制，导致青年教师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杜某某的悲剧并非孤立。其参与的农业机器人项目，成为了“未完成的科研承诺”的残酷注脚。类似案例中，逝者往往呈现共性特征：入职3-5年关键期、承担国家级课题压力、同时指导多名研究生。这些事件暴露了高校教师生存现状的困境，以及科研成果量化考核的单一评价体系、心理支持系统的缺失和退出机制的刚性等问题。

为了优化高校教师制度，建议从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类似MIT的“学术贡献矩阵”，将教学成果、技术转化纳入评估；推行香港科技大学式的EAP心理援助计划；借鉴德国W1教授制度，设置2-3年过渡期保障未获晋升者转岗。

《自然》杂志2022年社论曾警示：“卓越学术不应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在追求科研指标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为学者保留喘息的空间？真正的学术创新，或许正诞生于不被KPI切割的完整生命体验中。杜某某实验室的机器人仍在闪烁数据，这场悲剧留给高校的思考是：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我们如何平衡科研与生命，让学术创新与生命价值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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