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1500年传奇：禅武合一，历史辉煌

让我们探究少林寺1500年来的真实过往。位于嵩山深处的少林寺，拥有超过1500年的建造历史，被誉为“寺以武名，武以寺显”。近期，少林寺因释永信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对于少林寺的了解，大多源自武侠小说和电影。少林寺的真实起源是怎样的？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探究的故事呢？

少林寺的创立源于跋陀高僧

禅宗的兴起与达摩的关系

2010年，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寺建筑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魏书》等史料记载，来自印度天竺的高僧跋陀因修行深厚，受到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敬重。北魏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或太和二十年），孝文帝下旨于嵩山少室山阴处建立少林寺，寺名意为“少室之丛林”，供跋陀居住，所需费用由官府承担。跋陀在少林寺弘扬的是小乘佛教，梵文名“希那衍那”，属于佛教早期主要流派，强调“我空法有”，注重修行和持戒，旨在实现个人自我解脱，秉持的是出世的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难以有效融合，因此未能成为中国佛教信仰的主流。

与“小乘”相对的另一派别被称为“大乘”，梵文名“摩诃衍那”，约在公元1世纪形成，强调“我法俱空”，提倡普渡众生，将出世间与入世间理念充分结合。少林寺建立约三十年后，中国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来到嵩山，在此大力弘扬大乘教派。

达摩是菩提达摩的简称，相传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迦叶的嫡传徒孙，从迦叶至达摩共传承了二十八代。梁武帝萧衍久闻达摩盛名，在大通元年（527年）邀请他到金陵，亲自接见。萧衍信奉佛法，多次组织修建寺庙、抄写经卷、布施僧侣，自认为功德无量。他得意地问达摩：“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无数，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萧衍感到不悦，追问原因，达摩道：“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意思是这仅仅是形式主义、追求回报的表面功夫，对修成正果无益。梁武帝又问了几个关于修行的问题，与达摩的观念也不相合。随后，达摩悄然渡江北上，传说他无需借助舟楫，仅以一根芦苇踏水而过，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苇渡江”。嵩山少林寺见证了达摩晚年的修行生涯，他在寺内西北方的五乳峰石洞中闭关九年，深入研究佛理，开创了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并将心法传授给了弟子慧可和道育。这个洞因而被称为“达摩洞”。达摩逝世三年后，北魏使者宋云在归途中目睹了达摩手提一只鞋子孤独前行的景象。宋云询问达摩去向，达摩回答：“前往西天。”宋云将此事上报魏孝明帝，孝明帝命人掘开达摩的墓穴，却只发现了一只鞋子。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的联语“在西天二十八祖，过东土初开少林”是对达摩一生成就的总结。

“正宗”一词，在禅宗中最初是用来称呼达摩所传的嫡系宗派的。达摩传法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强调法与心的统一。经过慧可、僧璨、道信等数代人的传承，第五代弟子弘忍门下分为北宗神秀和南宗惠能两派，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传说中，神秀曾在墙上题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而当时在厨房劳作的惠能也吟诗一首，由于不识字，便请人代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分别代表了禅宗南北两派的修行方法，最终惠能的诗获得了弘忍的认可，并传给了他衣钵。唐代中期以后，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发展壮大，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的地位稳固不可动摇。

在后世传说中，达摩不仅是禅宗的创立者，也被认为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金庸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武侠小说中描述，达摩所著的《易筋经》是少林派最高级的内功心法，备受武林人士向往。这种设定并非金庸独创，早在清代的小说中，《易筋经》已经被用作武功秘籍的代名词，如《儒林外史》中，秦中书介绍武林高手凤四老爹时提到：“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而且一部《易筋经》记得烂熟。他若是发劲，哪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会丝毫不觉得。”实际上，《易筋经》的内容在现代看来并不神秘，它主要是通过伸筋拔骨的运动和运气吐纳来疏通经脉，类似于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健身气功。关于达摩所创的《易筋经》，有一种传说认为，在达摩圆寂之后，少林寺僧人在他生前面壁的地方挖出一个铁盒，盒中藏有《易筋经》和《洗髓经》。唐代名将李靖和南宋牛皋还曾为《易筋经》撰写序言。然而，在禅宗经典中并未记载这两部著作，它们的内容更接近于道教的导引和吐纳之术。宋代道教书籍《云笈七签》中已有“易髓”、“易筋”等词汇。此外，《易筋经》中的十二势中，第一势名为“韦驮献杵”，但韦驮作为寺院护法神是在唐初才被确定的。清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两部“秘籍”实际上是明代天启四年天台紫凝道人宗衡假托达摩之名所写，李靖和牛皋的序言也出自他之手，这一观点在学界已得到广泛认可。现代研究观点亦认为，《易筋经》虽非少林寺首创，但传入少林寺后，僧人修习此法有助于缓解打坐引起的气滞血瘀，因此少林寺与它有着深厚的渊源。

少林寺自创立以来，历经兴衰，寺名也几经更改。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寺庙享有免除赋税和劳役的特权，吸引了大量百姓出家，甚至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北周武帝宇文邕在574年下令灭佛，少林寺未能幸免于难。但在周武帝死后，周静帝宇文衍下诏恢复佛教，于580年重立少林寺，改名“陟岵寺”。隋朝建立后，少林寺恢复旧名，并赐予柏谷坞屯田一百顷。隋朝末年，少林寺僧与山贼发生冲突，塔院被焚毁，但瞻言灵塔（即跋陀遗身木塔）得以幸存。由于地处古都洛阳和开封之间，少林寺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了保护寺产和僧人自卫，寺僧习武的传统由此形成。

少林拳法是在吸收民间多种技击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内流传的拳谱记载了708套功夫套路。在佛教戒律的约束下，少林寺将禅宗心法与武学相结合，实现了借武悟道、身心同修。少林棍法被誉为“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相比刀枪剑戟，木棍作为钝器更适合佛门中人使用。传说跋陀的弟子僧稠曾用锡杖分开相斗的二虎，从这个传说中也可窥见少林棍术的渊源。明天启五年，河南巡抚程绍在少林寺观演武后题诗，赞誉少林棍法的精妙。唐宋元明清，少林屡建奇功

在20世纪80年代，一部名为《少林寺》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激发了无数年轻人对武术的向往。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借鉴了在少林寺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十三棍僧救唐王”，并将主角觉远设定为十三僧之一。

“棍僧救李世民”这一说法虽然可能是后人的虚构，但少林僧确实在历史上有过协助唐军取得胜利的“翻城”之功。现存于世的《秦王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书》可能为李世民的亲笔，其中对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协助唐军内部策应夺取轘州城、击败王世充的少林寺僧侣给予了高度赞扬：“法师等能深识机变，早悟妙因，建立大功，同归福地，擒拿凶恶，净化国土”“可令一二首领立功者，来此相见”。其他史料也证实，共有十三名少林僧侣立下了功勋，其中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僧侣则不愿为官，继续回到少林寺修行。唐朝廷赏赐少林寺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后来还特别允许少林寺训练五百僧兵。少林寺因此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占地广阔，房屋众多，为少林功夫的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从唐朝到明朝，少林寺凭借其武学优势，多次为国家作出贡献。在明代，少林僧侣以武艺抗敌的事迹被多次记载在史册中。正德年间，少林僧侣周友协助镇守山西、陕西边防，后来又远征云南平叛，屡建奇功，被誉为“三奇和尚”。周友去世后，朝廷赐予他“天下对手，教会武僧”的称号。明代中后期，倭寇多次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少林僧侣被朝廷至少征调了六次，不乏为国捐躯的英勇僧侣。《僧兵首捷记》记载了嘉靖三十二年少林武僧天员等人在翁家港之战中抗击倭寇的英勇行为：“敌先发箭，僧兵亦发箭。天员传令停射交战，无极摧敌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手奋勇前冲，敌挥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敌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倒击死之敌，刀手继之。……敌大败，斩首四十余级。”《上海掌故丛书》中描述，少林僧侣使用特制的七尺长、三十斤重的铁棍作为武器，如同挥舞竹杖一般灵活，令倭寇闻风丧胆。明代诗人袁宏道在诗《山中逢老衲少时从征有功者》中，描绘了一位年轻时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少林武僧，即使年老依然携带铁杖，豪情不减：“头发遮眉白，归来五乳峰。梦中闻虏笑，定起看经慵。戒铁支为枕，衲衣挂在松。闲时穿洞壁，欲去缚狞龙。”在清代时期，历经战火和破坏的少林寺逐渐显露出衰败之象，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其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仍有多位帝王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康熙皇帝亲自为少林寺题写了匾额；雍正皇帝下令对少林寺进行修缮，耗费了九千两银子；乾隆皇帝更是亲自驾临少林寺，并创作了多首诗作。由于当时官方禁止民间私自习武，少林功夫不得不在暗中传承。在寺中的千佛殿地面上，至今仍可见到由四十八个足印磨出的“站桩坑”，这被认为是僧人们不畏清朝政府的打压，坚持在夜间练功的证据。随着少林功夫在民间的秘密流传，清代出现了多个武术流派，它们或直接源自少林，或以少林之名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些都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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