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版图，已发生转变。

 

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了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并指出当前形势正经历根本性的转变：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不确定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前景受到日益加剧的下行风险所主导。最新的数据显示，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可能成为自196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中最慢的增长速度。

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谭主发现，信心波动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关键问题。面对这些庞大而复杂的议题，数据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关于“规律与例外”：如何评估美国关税的影响？

近期，关于美国关税影响的报道和分析层出不穷。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也是许多主要经济体的首要贸易伙伴，其贸易政策的变化自然引发了各国的担忧。然而，谭主想提供一组数据来进行分析。

美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贸易量位居世界前列，例如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以及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在这一轮关税冲击中，4月份，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德国对美国出口分别环比下降了13.6%、12.7%、17.5%和15.9%。尽管这些波动看似剧烈，但对全球贸易总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贸易总量环比仅下降了1.4%。若以4月份美国进口环比下降近20.0%的数据计算，按照美国占全球进口13%的比例，理论上应该拖累全球贸易约2.6%，但实际上降幅仅为1.4%，是理论降幅的近2倍。

这一差值对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规律：全球贸易波动与美国贸易波动的高度正相关性。以进口数据为指标，过去十年中，全球贸易的变化趋势与美国贸易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对比全球与美国进口量的变化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这两条本应平行的曲线出现了分歧：

自去年年底起，美国的进口量经历了剧烈波动，而全球进口量的变化则相对稳定。

这一现象揭示了美国政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正逐渐减弱。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步降低对美国依赖，显示出更强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

从长期数据来看，这一趋势也得到了证实。

在近年来，全球货物贸易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唯一显著的下滑发生在2020年，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疫情的影响。

全球贸易流量演变分析

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货物贸易总量依然实现了增长。进入2021年至2025年，拜登总统继续实施部分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并在科技领域加强了贸易封锁，但全球贸易在疫情之后依然实现了复苏。这一现象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贸易体系已经逐渐适应并超越了美国政策的影响。

在关税冲击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走势与美国贸易走势的进一步交织，这一趋势愈发明显。

关于“生存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如何孕育？

那么，这种超越美国政策影响的力量，源自何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与美国直接相关的双边关系内部调整，二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在近期，众多国家都在寻求贸易替代，以减轻美国关税带来的短期影响。但这种策略的代价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向下竞争”，为了保持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降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低水平的经济循环，使得国际贸易增长难以持续。

贸易替代的局限性反映了国际贸易结构的深层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数据显示，即便在最惠国待遇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仍面临平均近20%的进口关税，纺织品和服装的平均进口关税为6%，这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高关税本身就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即便没有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仍可能存在，持续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贸易替代虽能在短期内缓解关税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

新的增长点需要从新的贸易结构中寻找。国际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全球生产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目前，全球87%的贸易发生在美国之外。预计到2024年，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速都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区域货物贸易增长率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区正通过技术创新和战略投资，改造其生产方式。

在这些地区中，中东地区尤其值得关注。

中东地区正超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传统地位，寻求新的增长点，成为这一变化的典范。

从历史上看，中东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主要依赖于石油出口。但近年来，中东国家正在迅速推进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布局。

据研究数据显示，按照目前的进展，到2035年，这些领域的投资预计将占中东地区GDP增长预计的20.9%。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不仅促进了中东的经济发展，还在改变中东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过去，我们很少将中东地区视为一个独立的贸易区域，而是习惯于将全球贸易分为亚洲、欧洲和北美三大贸易区。

而现在，这一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兴产业的崛起，使中东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节点：

中东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提升反映了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转变，这对发展中国家突破国际贸易的结构性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的转型并非近期现象，而是基于长期战略规划的有意变革。

如果以制造业发展规划作为衡量战略规划能力的标准，我们会发现，阿联酋、沙特等中东国家在2016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初，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发展规划。

现在，战略规划和适应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谭主分析了贸易量领先的发展中国家的规划，发现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自不必说，其他国家中：

全球制造业发展时间轴：亚太与中东先行，拉美近年跟进

随着时代变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频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各国需在适应性与长期主义规划之间寻求平衡，以在全球经济中重塑自身地位。这种结合适应与前瞻性的能力，是克服各种挑战的动力源泉。

“分化与融合”：全球贸易重组趋势何在？

在全球力量的推动下，新的国际贸易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全球主要贸易国伙伴关系的演变，以及贸易网络连接性的变化，来洞察全球贸易重组的方向。

谭主分析了美国之外全球前五大贸易国——中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变化，并将对比时间点设定为2016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前）与现在。

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演变分析

在所展示的图表中，那些排名变动超过3位的国家被特别标注出来，上升的国家以实线表示，下降的国家以虚线表示，而不同颜色则代表不同的地理区域。

观察图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实线颜色增多，这表明它们正在积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虚线所展示的传统贸易伙伴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这反映出国际贸易结构正变得更加多样化。

“多元化”一词在近年来的讨论中颇为常见。简而言之，它意味着“我不买你的，我可以买他的”，这种观念被视为多元化的体现。

然而，各国在选择贸易伙伴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于“多元化”理念的不同理解。

这种差异将影响贸易网络的韧性和扩展能力。

以德国为例。

在上述图表中，德国的贸易伙伴变化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其变化仅用一种颜色表示，这说明德国的贸易伙伴变动主要集中在欧洲内部。

美国与德国的贸易伙伴关系演变分析

谭主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其变化趋势与以下特点相符：

美国的贸易伙伴关系调整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国家以及欧洲国家。

这一现象反映出，这些国家的贸易调整主要发生在各自所属的贸易集团内部，这凸显了它们对地缘政治联盟的重视。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和欧洲的传统贸易大国以“贸易多元化”为口号，实际上欧洲坚持“欧洲中心主义”，而美国则推行“近岸外包”等策略。

然而，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往往导致贸易网络的不确定性和收缩性加剧。

例如，欧洲对中国技术的出口限制削弱了其在亚洲市场的竞争力。美国的“近岸外包”策略由于成本上升，反而降低了其供应链的效率。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日本和韩国所选择的贸易伙伴涵盖了更广泛的地区：

中日韩三国在伙伴选择上展现地域广泛性，其中中国表现尤为显著。一方面，亚太国家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前十大贸易伙伴中超过一半为亚太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深化了与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还与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些地区国家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显著提升。日本和韩国在加强亚太地区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与欧洲、中东等地区的贸易往来。

这些举措体现了“多元”的另一面：多元化不仅体现在贸易伙伴的变化上，还包括贸易网络的地域广度和合作深度的拓展。与美欧的区域集中不同，跨区域多元的特点是相关国家不仅参与生产环节，也参与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技术标准制定）。

区分这两种模式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看是创造价值还是瓜分利益。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为例，过去十年，拉美地区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24年，中国与拉美贸易额增长至2015年的两倍以上。这一数据背后，中国不仅有效分散了市场风险，还通过参与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和产业投资，帮助拉美国家提升经济附加值，同时双方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也共同上升。

2025年，全球贸易格局正处于关键转折点。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也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数据分析显示，尽管美国仍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但其影响力正在减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并未走到尽头，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着国际贸易格局。多元化的贸易合作和国际关系的重构，都表明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适应新的挑战，朝着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