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本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是法国西部桑特镇孕育的一位杰出人物。1878年,他降临人世,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英比两国游历期间,他广泛涉猎,饱读诗书,最终成就了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传教士。1913年,他带着对东方的向往,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途,与这座璀璨的东方明珠结下了长达27年的不解之缘。
在此之前,饶家驹曾在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担任监学,教授法文与化学,并兼任震旦大学教授。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人生总是充满变数。1914年,在一次制作烟火的过程中,他不慎引发爆炸,导致右臂不幸残废。尽管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他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坚定了为人类福祉贡献自己的信念。
1926年,饶家驹担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将满腔热血倾注于赈灾事业。他的无私奉献和坚定信念,为无数灾民带来了希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无数难民被隔绝于租界之外,生活陷入绝境。饶家驹目睹此景,心如刀割。同年9月,他邀请法国舰队副总司令毕果(Le Bigot)同行,前往日本总领事馆拜会日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恳求停止轰炸安全区。11月2日,他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提出建议,在南市划出区域接纳难民。此时,南市部分居民已迁入租界,空出大量房屋,并有多处公共场所可供利用。11月5日,他以“上海国际红十字难民问题委员会”的名义,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交换英文信件。
这一历史性时刻,被一幅上海南市难民安全区分布图所见证。饶家驹凭借其多变的身份和智勇双全的交涉,成功促成中日双方签署协议,确保军队和军事力量不得进入安全区。至1937年11月9日下午5点,位于上海南市区方浜中路以北、人民路以南,紧邻法租界的1平方公里区域内,飘扬起多面红十字旗帜,标志着安全区的成功建立。
苏智良指出,南市难民安全区成立之初,首先将城隍庙、豫园、小世界以及各学校、教堂辟为收容所,迅速收容了2万余难民。随后,收容所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30个,安全区内难民人数超过10万。
那么,安全区的资金来源何处?饶家驹曾向罗斯福总统争取到70万美元。这笔资金,为难民们提供了生存的希望。
在这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东方战火中诞生了一座“诺亚方舟”,接纳了大批难民。然而,这些逃难者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成为一大难题。同时,人口密度的大幅增加也给管理者带来了持续的挑战。在这艰难的时刻,饶家驹和他的团队,用无私的爱心和坚定的信念,为这些难民撑起了一片蓝天。在这段历史的长河中,安全区的守护者饶家驹及其团队,凭借智慧与勇气,保障了这片区域的平稳运行。他们不仅构建了一个个温馨的家园,更是一群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投身于难民救助与教育的工作中。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慈善团体也纷纷伸出援手,共同维护这一区域的和谐与稳定。
苏智良先生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语气中充满了敬意与怀念。他提到,南市难民安全区,这片曾经庇护无数生命的人间净土,背后是饶家驹这位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辛勤付出。他如同一位默默耕耘的园丁,精心照料着这片土地,使之成为难民们心灵的避风港。安全区被细分为九个分区,每个分区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片土地上,而分区区长们则如同守护明珠的卫士,各司其职,为难民们提供全方位的关怀。
苏智良先生指着展示的图片,不禁感慨万分:“那座位于城隍庙山门东面的安全区监察委员会,如今已化作尘土,令人惋惜。”在斯坦福大学档案馆的尘封档案中,苏智良团队意外发现了饶家驹与罗斯福总统那段传奇般的历史佳话。1938年5月,罗斯福总统对饶家驹在上海远东的英勇事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先河,成功创建了一个真正的中立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这份感动促使罗斯福总统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饶家驹的尊敬,美国红十字会转交了总计70万美元的救济金给中国,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
除了这笔资金,众多慈善团体和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积极参与安全区的筹款活动。1939年5月,一场“古今柬帖展览会”吸引了谢晋元、虞洽卿、梅兰芳、黄金荣等众多名流的支持,门票仅售3毛,却筹集了三四千银元,全部捐给了饶家驹的安全区。
苏智良先生指出,饶家驹几乎每天都在难民区内巡视,安抚难民情绪。面对缺水问题,他积极寻求法租界协助;面对房屋倒塌、火灾等紧急情况,他亲临现场,处理善后,维持秩序;当第七区区长克扣难民食粮、私吞难民衣物的事情被揭露后,他果断将其撤职,并将第七区并入其他区域。
2015年,93岁的李秀凤回忆起安全区的往事,感慨万分。当时,难民所每天为每位难民提供两顿饭,主要以面包和馒头为主,确保他们不会饿肚子。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受法国天主教会派遣,离开中国前往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由于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这个存在了近千日的安全区很快就不复存在。然而,它曾先后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成为一段永恒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