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二胎政策全面推行的背景下,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家庭而言,是选择生育一个孩子还是多个孩子,这一问题常常引发讨论。尤其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家长们最常讨论的是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劣,普遍认为的一个观点是“独生子女聪明但可能较为自私”。这一问题长期受到国内外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认知、非认知和长期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独生子女与多子女之间的差异。
1. 孩子数量对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Becker和Lewis提出了数量质量替代模型,认为家庭孩子数量越多,每个孩子分摊到的资源就越少,人力资本水平也越低。
在此理论框架下,许多学者尝试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孩子质量是否会因为数量增加而降低。考虑到孩子数量的非随机性,可能受到许多不可观测的家长特征影响,同时孩子的数量也可能影响其质量,许多研究者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并利用双胞胎或先出生孩子的性别构成等外生因素来识别孩子数量。此外,中国政府自1971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不同地区对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差异也被用作影响孩子数量变化的外生因素。
上述研究在不同国家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在福利保障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如挪威、德国,由于有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和政府对生产和育儿的支持,抚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数量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不明显。然而,在福利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由于育儿成本主要由家长承担,更多的孩子数量会导致家庭资源分配不足,从而降低孩子的成长质量。
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增加孩子数量会对孩子的考试成绩、教育时长、升学率和生理健康状况等产生负面影响(如Rosenzweig和Zhang,2009;Liu,2014)。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未发现显著的负面影响,或指出负面影响较小(如Qian,)。在2009年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通过分析双胞胎出生或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情况下的孩子数量差异,来探讨这些差异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不一致的结论可能源于多种因素,除了估计方法的不同,还可能因为以下原因:(1)家庭往往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单个孩子身上,而非平均分配。数据显示,家长更倾向于将资源集中在出生时即表现出优势的孩子身上。由于先前出生的单胎兄弟姐妹在体重和资源上通常优于后出生的双胞胎,因此双胞胎出生后,父母可能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哥哥姐姐身上,以此减轻双胞胎出生带来的对哥哥姐姐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2)孩子数量的增加可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家长可以利用哥哥姐姐的衣物、教材、房间等资源,甚至能够共同陪伴孩子们学习和玩耍,因此并不会减少对孩子们的投入(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
目前,由于长期宣传的“优生”观念以及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昂的养育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受了“精英式”育儿理念。如果孩子的规模效应不大,或者家长不倾向于扩大孩子出生时的禀赋差距,那么独生子女在教育和生理健康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更佳。
2、独生子女的行为差异与精神健康问题:“小皇帝”或“小公主”
除了关注孩子的教育和健康表现,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软实力”和精神健康。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大量独生子女的出现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报道中,独生子女常被描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或“小公主”,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又被贴上“缺乏吃苦精神,意志薄弱”等标签。这些担忧是否仅仅是刻板印象,还是确有其实?
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兄弟姐妹分享父母的关爱,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会对孩子需求更加敏感,这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和信心,以及智力上的发展。然而,这种过度的关注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期望和成功压力,对独生子女性格的塑造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缺少兄弟姐妹的相互影响和陪伴,可能导致独生子女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合作,也不太愿意与同龄人相处。Cameron等人(2013)在《科学》杂志上发布的研究,采用经济学实验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经济偏好与行为。实验在2010年春季进行,针对北京城区1975、1978、1980和1983年出生的四个年龄段的421名参与者,进行风险评估、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和竞争博弈等四个实验,以探讨两类人群在风险承受、亲社会行为和竞争行为方面的不同。
研究以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自然实验,样本选取在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北京市。通过比较政策前后两个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并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研究能够识别独生子女政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同时排除家庭背景等因素对行为差异的干扰。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在性格上更悲观、专注力较低且更易焦虑;在经济偏好上,独生子女表现出较低的竞争性、较低信任他人和被他人信任的程度,但在利他行为上与普通人群无显著差异。
除了性格和经济行为偏好的差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有研究对比了9-17岁依赖组与18-26岁独立组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后(1987年和2006年)的精神状况差异。图1(略)展示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后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残疾率。从图1可以看出,18-26岁年龄组的精神残疾率相较于9-17岁年龄组有显著上升,且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出生的人群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比较男性和女性,发现这种差异在男性中更为显著。同时,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越严格的地区,独立组相对于依赖组的精神残疾率上升幅度越大。(谭之博,张晓波;2016)此现象的成因在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孕育了大量被喻为“小皇帝”的个体。这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了过度的关爱与呵护,导致他们面对挫折和压力的应对能力较弱。成人后,他们直接步入社会,面临升学、就业和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突如其来的社会压力让他们难以适应,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健康。在中国,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男孩通常在家中享有更多的宠爱。此外,传统观念认为男性需在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这与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宠爱”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男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对男性精神健康的影响超过女性。
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该政策有效减缓了人口急剧增长,降低了人口对土地和环境的压力,同时也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家庭生育数量的选择重新成为焦点,关于“一个孩子好还是多个孩子好”的问题引起了更多家长的思考。根据现有研究文献,确实存在“一个孩子更聪明但软实力较差”的现象。然而,孩子的生育数量还涉及到家庭生活状况、收入状况以及父母的养老等问题,家长们需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