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录取的中后期,广东省本科第三次征集志愿的分数线降低了36分,陕西省民办高校降分30分进行补录,广西省本科第四次征集平行志愿则没有设定报考分数要求。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民办本科院校的降分补录现象成为舆论焦点。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降分补录,公众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支持这一做法,认为为有志于进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提供了机会;然而,也有人反对,质疑民办院校是否因为学费不足而降低录取标准,认为这种大幅降分录取可能导致民办学校的价值降低。
实际上,本科院校因招生计划未满而进行征集志愿(补录)的情况一直存在。以往,降分的幅度通常限制在本科线下20分以内,而今年的降分幅度明显扩大。
今年各地民办本科院校征集志愿降分幅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许多考生和家长认为报考民办本科的性价比降低,转而选择公办高职院校,这与中考时放弃民办高中(国际高中)选择中职的情形相似;另一方面,各省教育考试院放宽了对补录降分的限制,旨在让民办本科院校尽可能招满学生。
第一个原因无需过多解释,民办院校本身就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选择民办院校时需要考虑家庭经济状况和教育回报率。考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学费较低、就业前景较好的公办高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本科线上考生表示,如果民办高校的学费能降低一半,他们愿意报考,但对于主要依赖学费维持运营的民办大学来说,降低学费是不现实的。
作者更希望探讨的是第二个原因,即放宽民办本科院校的录取控制线,允许招收本科线下考生,并允许大幅度降分。根据广西征集志愿的规定,理论上,由于没有文化成绩限制,考生即使没有达到专科线,也有可能被本科院校录取。这显然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本科院校招生如果没有录取控制线限制,是否可行?
在我国传统高考中,批次和批次控制线是维持录取格局的重要工具,对应不同批次,如一本、二本、三本,都有相应的控制线。在某一批次录取的院校,最低录取分数不得低于该批次控制线,这是基本的录取规则。这被视为维护高考公平的制度——“低一分也不得录取”。
但用最低录取控制线来“控制”学校招生,实际上是教育考试部门为学校招生“把关”,并未尊重学校的招生权,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是人为设限。自2014年起,我国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逐步废除本科录取的批次制度,即不再区分一本、二本、三本,确保所有本科院校享有平等的招生资格。此举意味着以往的一本院校将不再受“一本控制线”的约束。在取消本科批次划分的同时,各省仍会设定特招线,这些特招线是针对“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等特殊类型招生而设。
取消控制线“控制”学校录取,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同时也为高校扩大招生范围提供了可能。对于本科院校而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过去,本科控制线不仅限制了学校的招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学校的“本科地位”,这在多数学生和家长心中根深蒂固。过去,一些民办本科院校宁愿招生不足,也不愿降分,担心这会损害其地位和来年的招生。
然而,在招生压力下,民办本科院校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这虽然让民办院校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并非长久之计。如果民办本科院校不致力于“宽进严出”,不推进教学和管理改革,即使通过降分录取,也难以摆脱生源危机。在少子化趋势影响高等教育招生的情况下,缺乏质量保障和特色的民办高校可能最先受到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宽进严出”时代,但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似乎都还未深入思考如何有效地实施“严出”。许多民办高校从学费角度出发,对学生培养缺乏严格要求,淘汰率低。在降分录取后,如果仍保持这种状态,其培养质量将受到质疑:以前还有分数线控制“生源质量”,在降分录取后,低分生也能顺利毕业,这样的学历含金量如何?这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提高办学质量,以吸引学生报考。
“宽进严出”也要求考生和家长转变“重录取,轻培养发展”的观念。简而言之,不再仅仅关注能否被大学录取,而应关注被录取后所接受的教育。
我国社会长期存在“民办大学低人一等”的偏见,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即使在少子化和教育普及化的时代,有质量保障和特色办学的民办大学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今年的高考招生中,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民办大学受到高分生的青睐,这表明走特色办学之路的民办大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民办大学需要在探索多元化办学上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