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表示，育儿补贴的金额相对较低。

2025年7月28日，我国正式发布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计划，自2025年1月1日起，所有家庭，不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都能每年获得3600元的育儿补贴，直至孩子满3周岁。

中央财政应作为育儿补贴的主要提供者

近期，多个省份已陆续推出育儿补贴政策。我们认为，育儿补贴的主要责任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财政则起到辅助作用。这是因为，多数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支持生育补贴，而中央财政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此外，人口流动性较大，地方政府并非必然是生育率提升的直接受益者，孩子们长大后可能会在外地工作，为国家作贡献，而不一定为本地贡献。对城市而言，通过吸引外来人口而非补贴生育来增加人口更为经济。

今年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生育促进政策，发放育儿补贴，积极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这预示着中央财政将承担育儿补贴的主要责任，而地方现有的育儿补贴政策将作为补充和加强，以平衡地区间的差异。

此次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全面生育福利的启动，令人振奋，值得肯定。然而，与高昂的育儿费用相比，此次国家育儿补贴的金额仍然偏低：每人每年3600元，约合每人每月300元，且补贴期限仅限于3周岁，总计补贴10800元。此外，此次国家育儿补贴未将四孩及以上纳入补贴范围，这也是一个不足之处。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我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53.8万元。而三年育儿补贴的总金额仅占这一平均成本的2%。

对育儿补贴进行估算，若每年出生人口为1000万人，每人每年补贴3600元，则当年补贴金额为360亿元。若补贴所有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每年育儿补贴金额约为1000亿元。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按孩子数量给予家庭经济支持：

一是现金补贴：对一孩家庭每月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每月补贴2000元，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免：对二孩家庭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和社保，三孩以上家庭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特别富裕的家庭，可设定补贴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的方式进行补贴，如补贴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房贷利息可全额补贴（不超过补贴上限）。

上述补贴金额约占GDP的2%-5%。虽然每年补贴金额巨大，但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水平是必要的。

有人担忧大量发放生育补贴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这取决于社会产能利用程度和就业市场饱和状态。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就业不足并存，通过消费刺激政策，能有效激活闲置资源与劳动力，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是物价负增长的通缩困境，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显得尤为重要。大规模发放育儿补贴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需求，长期则会增加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产业发展，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机会。长期来看，人口增加将提升我国创新力和竞争力。

我国亟需扭转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从2016年的1883万人降至2023年的902万人，短短7年，出生人口减少一半。而日本从1982年的150万降至2023年的75万，用了41年。2024年，我国新生儿数量虽略有上升，但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婚姻登记人数下降以及生育意愿减弱等因素影响，预计2025年新生儿数量将再次呈现下降态势。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25年，我国15至49岁的育龄女性人数将比2020年减少超过1600万人，特别是20至39岁女性人数将比2020年减少1400多万人。此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数量为610.6万对，较上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达到20.5%。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仅达到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降至1.01，未达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目前，中国出生人口占全球的比例不足7%，而老年人口占比却超过25%。严峻的少子化问题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工作人口与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进而推高了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了工作人口的税负压力。据预测，若生育率不显著提升，中国在未来20年内可能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且这一状况将持续恶化，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按照当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将每代减少一半，即每30年减少一半。这一趋势将对各行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从最初的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到教育、食品、服装行业，再到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行业，最后及至医疗、养老、殡葬等行业。这些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受影响后，其影响将逐步扩散至面向企业的行业。这些影响不仅包括实际需求的减少，还包括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降低，进而可能促使资金和富裕人群的外流。

长期的低生育率对创新和技术发展具有负面影响。与人口稳定相比，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社会技术发展将更为缓慢，甚至可能停滞或倒退。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规模。人口数量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变量，人口越多，可投入的研发人员也越多。这种人口与创新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具有递增效应，即人口越多，总体和人均创新力都越强，这被称为规模效应。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通常，30多岁是创业的最佳年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且年龄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将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将面临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数量减少的问题。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可能抑制年轻人的创新活力。老年人占据了企业和社会中许多关键岗位和资源，这可能会影响年轻人的晋升和锻炼机会，进而削弱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积极性。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出台强有力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扭转生育率和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提供育儿补贴是这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供育儿补贴对于提高出生率是有效的，但补贴力度必须足够大。根据韩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7月起至本年度3月，韩国在单月出生的人口数量已连续九个月呈现上升趋势。此外，2025年第一季度的生育率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媒体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对正面临人口挑战的韩国而言，是一个“正面信号”。

韩国近期人口出生率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与政府实施的生育补贴政策紧密相关。韩国保健福祉部于2024年1月11日宣布，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将大幅增加，旨在进一步激发生育意愿。据《中央日报》报道，根据新的政策，拥有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的补贴；而抚养1至2岁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50万韩元补贴。

在《湖北日报》7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以《用政策“钥匙”打开生育“密码”——破解人口增长难题的天门探索》为题，揭示了天门市在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人口增长现象；且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5.6%。

尽管今年前几个月多数地区的出生登记和生育登记数据普遍下降，但天门市上半年出生人口却逆势增长。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指出，自2023年9月起，天门市不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涵盖婚恋、孕育、生育、托育、教育、住房等一体化支持措施，构建了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纪道清强调，构建生育友好型城市需要投入资金，营造尊重、鼓励和保护生育的社会氛围。在天门市，生育二孩可享受最高28万元的综合奖补，生育三孩则可享受最高35万元。

国际与国内经验均显示，发放生育补贴是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手段。如果补贴效果不佳，通常是因为补贴力度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

发放生育补贴只是支持生育政策的众多措施之一。提高生育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措施，这将有助于减轻家庭教育负担，缓解育儿经济压力，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和投资饱和的问题，难以找到回报率高、长期效益好的项目。投资于孩子是最佳的“新基建”投资，通过中央财政加大对养育家庭的福利支持，不仅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还能促进消费和经济发展，实现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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