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保卫战中的育儿援助:一场晚来的政策应对

图片[1]-人口保卫战中的育儿援助:一场晚来的政策应对-阿旺资源分享网 图片[2]-人口保卫战中的育儿援助:一场晚来的政策应对-阿旺资源分享网 图片[3]-人口保卫战中的育儿援助:一场晚来的政策应对-阿旺资源分享网 图片[4]-人口保卫战中的育儿援助:一场晚来的政策应对-阿旺资源分享网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自今年1月1日起,对年龄在3岁以下的婴幼儿实施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政策。

 

该消息发布后,网络舆论迅速分为两派:一派激动地开始计算,“一年3600元,三年10800元,这笔钱够买多少罐奶粉了?”而另一派则保持冷静,质疑道:“每月300元就想鼓励人们多生育?未免太过理想化了。”

无论如何,该方案的推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国家终于开始直面并积极应对人口问题。

数据不会说谎

我国的人口形势有多么严峻?数据可以告诉我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5年尚未发布),2023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降至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意味着什么?我国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3.03‰下降到2023年的6.39‰,十年间几乎减半。

 

更为严重的是,自2022年开始,我国已连续第二年出现总人口负增长,且降幅从-0.60‰增至-1.48‰。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标志着“少子化社会”的加速到来。

这种趋势究竟有多么严峻?不妨设想,若当前的生育率持续不变,几十年后,我国可能面临与日本、韩国相似的“人口危机”: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崩溃、经济增长放缓。

因此,此次的育儿补贴政策,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人口保卫战”的起始信号。

国际经验表明:金钱确实有效

有人认为每月300元的补贴太少,作用不大。然而,参照国际经验,现金补贴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法国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前便开始鼓励生育,2019年,法国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44%,在OECD国家中位居首位。结果如何?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8左右,在发达国家中表现突出。

 

德国的情况同样颇具说服力。自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以来,德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7年,德国的出生人数相较于2006年增长了1.8%,人口出生率达到了8.32‰。到了2012年,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1.3以上,2015年后更是持续维持在1.5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补贴力度不足的国家则遭遇了困境。尽管日本和韩国也实施了各种生育政策,但它们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平均水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下降至1以下,成为全球最低。

由此可见,资金投入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关键在于投入是否充足。

每月300元的实际价值

针对中国的政策,每年提供3600元,平均到每个月就是300元。这个数额看似不多,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其意义却非同小可。

首先,这是国家设定的基础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地方提标部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这意味着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增加补贴。例如,一些发达城市可能会将这个数字翻倍甚至更多。

 

再者,这笔资金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低保及社会救助的认定中也不作为家庭收入计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实则反映了政策制定的精良考量。

更关键的是,这仅仅是序幕。依据国际惯例,生育支持政策往往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法国自1995年起便加强了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通过提供各种高额补贴和育儿假,逐步构建起了现行的完善体系。

我国此次率先采取现金补贴措施,未来很可能还将出台更多相关配套措施:包括托育服务、税收减免、住房政策、教育资源等。

为何选择此时?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出这项政策?

答案相当直接:若再不采取行动,就真的为时已晚。

我国人口转折点的到来比预期要早。原本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步入人口负增长,但2022年便已开始。梁建章在解读2024年中国人口数据时指出,生育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更为严重的是,生育观念的转变存在滞后性。即便政策及时出台,让年轻人转变观念、决定生育,也需要时间。从决定生育到孩子出生,又需近一年时间。因此,政策效果的显现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在这种背景下,越早出台政策,就越早看到希望。

真正的挑战在后头

然而,仅有资金投入还远远不够。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昂的房价、沉重的教育成本、激烈的就业竞争、女性职业发展受限等。

 

家庭生育的主要挑战源于女性在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例如,瑞典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为4.1%,工资差距为7.4%,总和生育率为1.7;而韩国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高达17.5%,工资差距为31.1%,总和生育率不足1。

因此,关键不在于提供多少经济支持,而在于如何激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需要重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确保女性生育不会影响其职业发展,避免家庭因多一个孩子而陷入经济困境,以及减轻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的经济负担。这些任务都比发放补贴更为复杂。

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育儿补贴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人口转折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然而,中国这一转变的速度之快、之急,是其特殊性所在。

欧洲国家用了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完成人口转型,而中国仅用了几十年。这种“压缩式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我们正面临必须积极应对的时刻。育儿补贴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后续还有许多艰难的挑战等待我们去克服。

改变需要时间积累。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不可能期望通过一项政策就能立刻见到成效。以法国为例,自1995年开始加强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30年,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德国也经过十几年的政策调整,生育率才有所上升。

 

我国育儿补贴政策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成效尚需进一步评估。然而,至少这标志着我们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政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国家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并开始为年轻人的生育决策承担经济负担。

这一信息本身,或许比300元的补贴更具深远意义。它向年轻人表明,生育子女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关切的“公事”。

这种观念的转变,才是破解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观念的转变和政策完善都需要时间。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并为这场“人口保卫战”的最终胜利做好长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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